今年4月中下旬和5月上旬,我抽出半個月時間,到郴州市的嘉禾、宜章、臨武、北湖四個縣區的鄉村蹲點調研,實地查看新農村建設和縣鄉幹部作風情況,召開座談會7次,直接與百餘名基層幹部群眾交流接觸,並夜宿嘉禾縣普滿鄉政府和宜章縣廖家灣村農民鄧宏亮家。這次調研進村入戶,吃農家飯、睡農家床,感到特別親切,收穫很大。
  農村的投入究竟夠不夠?
  
  近年來,公共財政對“三農”的投入逐漸增多。於是有一種聲音認為,“三農”投入已經夠多了。到底財政投入是否滿足了農村的基本需求?
  從郴州市近三年的情況來看,市財政每年農林水事務支出增長18%以上,每年實施投資過100億元的“民生100工程”,相當一部分項目投入農村。特別是抓了一批新農村示範點,各級財政都給予了支持,建設得很漂亮,農民特別滿意。應該說,郴州對“三農”的投入增長較快,做得比較好。但儘管如此,我覺得從總體來看農村投入還是偏少。從調研的這四個縣來看,普遍存在公共財政城鄉分配不均的問題。四個縣近三年城鎮投入增幅超過50%,而涉農投入增幅不到20%,其中城鄉教育投入差就超過2倍。從財政支出結構來看,農業投入嚴重依賴國家和省級投入,縣鄉預算內涉農支出比重一直維持在一個較低的水平,土地出讓金用於“三農”支出還不足5%,鄉鎮基本靠上級轉移支付。
  由於財政投入偏低,有的鄉村行路難、用水難、上學難、就醫難的“老四難”還沒有完全解決,又出現了公路會車難、設施維護難、環境整治難、農機推行難的“新四難”問題。宜章縣平和鄉12個村,近三年只有一個村爭取到市級以上項目資金。該鄉黃田村屬石灰岩山區,“十年九旱”是該村的真實寫照。村支書楊壽生說,不僅飲水困難,還有5個組未通水泥路。就連這幾年煙水配套後農業基礎較好的嘉禾縣普滿鄉,也存在像向陽村二組基本沒有水利維修,現在還是靠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老舊水利設施供水的問題。當地種煙戶雷源鳳跟我說,“如果改善了水利設施,我們組裡的烤煙能搞得更好!”
  在調研中瞭解到,之所以財政對農村投入不足,關鍵是一些地方的觀念有問題。現在有的同志熱衷於城市大投入、大建設,修一個大廣場、建一棟高樓、修一條城市快速幹線,投入幾個億甚至幾十個億都覺得很正常,但一個縣一年對農村投入幾千萬、一兩個億就認為很多了。在嘉禾縣盤江鄉調研時,鄉長說,“統籌城鄉發展,首先要增加財政對農村的投入,否則會是城市像歐洲、農村像非洲。”在當前基層財政普遍吃緊的情況下,如何保證“三農”工作的有效投入?有的同志建議,各級政府應該規定一個數字,城鄉投入比例應該倒過來,農村應該占大頭。
  賦予縣、鄉整合資金的權力,也是基層所期盼的事情。嘉禾縣肖家鎮轄34個自然村,去年財政投入農村基礎設施資金有400餘萬元。但絕大部分項目投入是上級“戴帽”指定,分散在許多部門,資金安排撒“芝麻鹽”,不能形成合力。鎮人大主席分管農業,他提出“假如這400多萬每年集中整合投入10個村,那麼3年就可以從根本上改善全鎮農業基礎設施。”宜章縣從去年開始,在不改變資金原有性質的前提下,整合涉農資金,如以三年城鄉綠化攻堅項目為平臺,整合上級造林項目資金5.2億元、縣本級獎補2.2億元、社會資金18.5億元,完成荒山造林和補植補造85萬畝。這樣既能調動有關部門積極性,又能形成集中資金辦大事的合力,放大財政乘數效益。
  通過直接傾聽農民的呼聲,我深深感到:對農村的投入還遠遠不夠,重視“三農”首先應體現在增加投入上。在城鎮做大、工業提速後,必須轉變到工業反哺農業、城市支持農村上來。儘管各級財政都比較緊張,但我們也具備了大力投入“三農”的基礎和條件。特別要鼓勵支持以縣級為平臺、鄉鎮為載體,推進支農資金整合工作,形成集中財力辦大事的支農資金管理和使用機制,集中建設一批帶動功能強的現代農業示範項目,增添農村追趕城市的動力。
  農民的房子究竟怎麼建?
  
  建房子是農民一輩子的大事。很多農民兄弟在外打工多年就是為了回家建一棟房子。但一段時期以來,湘南地區農民建房無規無序,有的馬路修到哪裡,房子就建在哪裡;有的責任田在哪裡,房子就違規建在哪裡,導致有新房無新村、有新村無新貌。
  為改變這一現象,從去年10月開始,郴州市全面開展了規範農村村民建房行動,著手從制度上根治這一頑疾。規範農民建房成效怎樣?農民有什麼想法?也是這次蹲點調研的重點。
  “規範農民建房抓得好,早一點抓就更好了”,這是我走進宜章縣梅田鎮車頭村,村民建房理事長黃衛國對我說的第一句話。“以往是想怎麼建就怎麼建,能搞多大就搞多大,大小、朝向、風格不一,無序建房導致道路狹窄、通行不暢,房前屋後污水橫流,‘火柴盒’式的房子既不好看,又不好用”,黃衛國講起原來建房還是一臉的尷尬,“還有的建了新房,老房子還是留著,造成空心村。”
  車頭村位於梅田鎮鎮區北郊,下轄6個自然村、8個村民小組,共553戶,2495人,村民比較富裕,每年都有二三十戶符合條件的群眾申請建房。去年底,車頭村納入了宜章縣第一批農村集中建房“示範點”。
  規劃是最重要的一環。梅田鎮在抓規範農民建房時,首先組織專業人員和村民反覆討論,選定地址,作好規劃。梅田鎮黨委書記談論規範農村村民建房體會時說,村民建房不搞規劃,再過100年也是老樣子,我們做的第一件事,就是通過規劃解決建在哪裡的問題。
  規劃作好後,關鍵在實施。車頭村充分發揮村民自治的作用,通過召開村民大會,成立村民建房理事會,負責拆除舊房、調整宅基地,監督工程質量。不用幹部過多做工作,群眾自己就動手拆除了23間舊房、雜屋和60多間“空心房”。這些天大的難事,居然全部是建房理事會自己“擺平”的。建房的其他重大事宜,也由理事會組織村民一起商量,公開透明,大家都沒有意見。
  在規範農村建房中,按照郴州市提出的“有規劃、有審批、有圖集、有綠化、有檢查、有獎懲”的“六有”要求,車頭村件件抓得實。目前,在原來拆除舊房的地方,第一期53棟具有歐式風格、佈局整齊、規劃合理、配套完善的“小康房”即將竣工。村裡的老百姓都說,每當走過這裡,都油然而生一種自豪感,對新的生活充滿希望。
  不只車頭村,宜章縣委副書記介紹,全縣規劃37個集中建房點,對符合規劃、集中聯片20戶以上的建房示範點,縣裡每戶配套1萬~2萬元的公共設施經費,同時,還對散戶型建房也進行了規範,提供了16套住宅圖集供建房戶選擇,讓群眾學有樣板,建有樣式,逐步規範。
  車頭村給予我很多的啟示:第一,規範農村建房已經刻不容緩,如果再讓農民無序建房,美麗鄉村建設只能是一句空話;第二,必須堅持規劃先行,適度集中,一戶一宅,拆舊建新;第三,要嚴格農民建房審批,避免未批先建;第四,既要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,也要發揮村民的主體作用,把二者有機結合起來。實踐證明,如果做到了以上幾點,群眾就會真心擁護,黨委政府通過辦好這件實事,在群眾中的威信也會越來越高。
  工商資本究竟怎麼下鄉?
  
  廣大的農村有大量剩餘勞動力,也有土地,為啥發展慢?我認為關鍵是缺錢。銀行貸款難,政府投入“捉襟見肘”,農村發展亟需的資金、人力等要素卻保持外流趨勢,這成為了制約“三農”發展的關鍵性問題。如何破解這個難題?
  在調研中,我發現了一個成功的典範,那就是北湖區華塘鎮三合村成功引導工商資本下鄉,推動土地流轉。三合村的變化,緣於去年11月開業的“愛尚三合”生態蔬菜觀光園。去年,郴州市出台了發展莊園經濟的指導意見,在政策的鼓勵下,河沙老闆王碩豐回村通過土地流轉,投資1200多萬元建了一個占地1000餘畝的生態蔬菜觀光園,併成立股份合作社。由於蔬菜餐廳辦得很有特色,加上村莊的秀美風景,迅速吸引了眾多游客,讓這個小山村迅速“火”了起來。據王碩豐介紹,村裡客流最高峰達到每天上萬人,即使是旅游淡季每天也有五六百人。“人多了,喝杯水都是錢。”公司總經理朱潔給我算了一筆賬:每個客人餐飲消費一般為40到50元,回去時還會買30元左右的蔬菜、草莓、雞蛋等,村裡的土特產經常銷售一空。
  三合村的股份合作社給村民帶來了實惠。村民不僅有農產品銷售收入,還有土地入股、資金入股、務工等方面的收入。莊園吸收了村民土地入股、資金入股,每畝土地每年保底收入600元,去年雖然流轉時間不長,每畝土地還分紅280元。村民王和平樂滋滋地說:“做了20多年的木材生意,沒賺到多少錢。去年6月投了11萬元入股,年底還竟然分了4.4萬元紅。如今在莊園做個中層管理員,每月收入也有2000多元。”
  通過“公司+合作社+農戶”模式,全村已有105戶加入合作社種蔬菜,村裡的農家樂也發展到38家。在談到村莊的變化時,村支書王道生說,我們有“三個想不到”,想不到出去當老闆的人還會回來,做以前大家都不願從事的農業;想不到跳出“農門”的20多名大學生,還會回到農村來工作;想不到一個莊園能有這麼好的帶動效應,今年三合村人平可增收2000元以上。
  三合村的變化是郴州市農村變革的一個縮影。去年以來,郴州市出台發展莊園經濟的指導意見,加快了工商資本進入農業領域的步伐,工商企業流轉的耕地面積達8萬畝,每年“萬企聯村”對接項目300多個,涌現了一大批上規模、技術新、產品好的現代農業示範園。全市建成國家級休閑農莊5家、省級生態農莊55家、全國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示範點2個,去年接待游客640萬人次,實現休閑農業產值15億元。
  同樣的土地,帶來了不一樣的效益。基層的創造告訴我們:當前要破解“三農”難題,就必須引導工商資本下鄉,大力推進土地流轉。有的同志擔心,資本下鄉、土地流轉會使農民失去土地這道最後也是最安全的保障,從而有可能導致社會不穩定。三合村的實踐證明,只要在資本下鄉和土地流轉的過程中註意保護農民的利益,不僅能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,而且恰恰能加速傳統農業的改造,帶來農業發展方式的新變革,真正地造福農民群眾。因此,應該大力開展農業招商,要像抓工業園區一樣抓農業園區建設。只有資金流等生產要素流向農村,農民從固守的“一畝三分”地上解放出來,農村才有光輝燦爛的前景。
  基層幹部作風究竟怎麼轉?
  
  縣鄉幹部駐村聯戶、吃農家飯、說農家話、睡農家床,曾是上世紀縣鄉幹部的光榮傳統。而今交通發達了,條件改善了,還要不要直接聯繫群眾?又怎樣直接聯繫群眾?
  常言道:“工作要上去,幹部要下去。”這次下鄉蹲點調研讓我感受到,幹部直不直接聯繫群眾、住不住農戶家,還是有很大的差別。走馬觀花式調研、雨過地皮濕式走訪不能完全瞭解實情,只有與群眾面對面交流、心貼心解憂、實打實幹事,群眾才會講真話,才會真心支持我們。
  臨武縣“幹部床”重返農家作了最好的註解。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,我瞭解到臨武縣把縣鄉幹部駐村聯戶,為民辦事與“好作風建設年”相結合,要求縣鄉幹部下鄉夜宿農家,直接與農民交朋友。南強鎮平天頭、杉樹、上板力三個村地處高山,離鎮政府20公里,鎮幹部雷曉福、鄺國善駐在這三個村,修路、造林、建新村樣樣活乾在前,與村民建立了魚水之情。由於鄺國善常住村裡,楊冬良夫婦還特意為他購買了一套新被蓋,在自家鋪設了一張“幹部床”。全縣289個村已在百姓家設置“幹部床”200餘張,舉辦“鄉村夜話”200餘場次,落實今年新農村建設項目300個,為群眾做好事實事3500餘件。
  在調研與幹部交流中,我也瞭解到基層幹部對直接聯繫群眾有困惑:有的幹部“作客”思想嚴重,住農戶家怕給群眾添麻煩。在鄉鎮工作20多年的麻田鎮黨委書記也坦言有十多年沒在農戶家住過了;有的幹部認為交通和通訊發達了,沒有必要再像過去那樣成天駐村,有事可以隨時電話聯繫;有的幹部整天忙於應付上級下派的各種任務、檢查評比,根本無暇聯繫群眾,有的雖然也常下村,但主要協調上級項目建設;有的幹部認為自己沒錢也沒權,下到村組也解決不了問題,久而久之在群眾中降低了威信,有的甚至不敢下村組。這樣的狀況應當引起高度重視。
  群眾需不需要我們聯繫?歡不歡迎我們住在農家?無論是直接與村組幹部交談,還是我這次夜宿的農戶鄧宏亮家裡,我總能聽到這樣的聲音:“希望幹部就住村裡,有事可以打個商量,幹部在我們就有信心”“哪怕辦不了什麼事,幹部來了,老百姓看得見人,說得上話,心裡就很舒坦”“幹部經常來,跟我們就是一樣啦,吃飯就多雙筷子而已。”有30年黨齡的宜章縣廖家灣村老黨員羅繼發說,群眾對黨員幹部有三盼:政策不打折,有事不推脫,平時能上門。三件事做不好,大家就生氣,小問題可能釀成大矛盾。
  臨武縣“幹部床”回歸農家,讓我更加切身感受到:聯繫群眾是“傳家寶”,儘管社會在發展,時代在進步,但聯繫群眾的作風不能丟。轉變幹部作風首先要深入群眾接地氣,幹部衣帶露水、腳沾泥土,才能瞭解群眾所思所盼,才能密切乾群關係。要讓“幹部床”扎根農村,既“下得去”,又能“幫得上”,進一步建立健全基層幹部直接聯繫群眾制度,以制度保障常態化、規範化,以行動真正達到“魚水深情”。
  (作者系中共郴州市委副書記)
  (《新湘評論》2014年第20期)
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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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原標題:劉和生:“三農”工作“四問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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